走過中央資管二十年
一點理想、一點堅持、make some difference (范錚強)

系友會會長詹文男要我在第一期裡，以中央資管創所所長的身份，來談一談我們的所。我想了很久，決定從我個人在整個中央資管系發展的歷程，用講故事的方式來談，其中當然不乏我的主見和偏見。我在想要寫什麼的時候，赫然發現我在中央資管正好滿二十年，時間過得真快。以下是拉里拉雜的一些老掉牙的故事，和大家分享。

中山趙校長的電話

我在拿到 UCLA 資訊管理博士之後，離開美國。我當時的想法是：在我五十歲的時候，還要和兩個兒子有類似的價值觀、能有效的溝通。這一點，很多人恐怕是無法瞭解的。在美國一路長大的小孩，通常會和父母親產生很嚴重的文化代溝。只有在華人社會成長的孩子，還能是一個從裡到外的中國人。在海外華社成長的我，對這一點的堅持，是很多台灣朋友所不能理解的。

我第一個落腳的地方是新加坡國家電腦局，擔任專案管理署（「署」是新加坡政府使用的正式中文名稱，相當於我們政府的「處」）助理署長，之後轉任綜合系統署副署長。我在新加坡的第二年，我的老大開始念幼稚園，但政府宣布：由於進入華文小學的學生人數銳減，次年不再招收華小的新生。我開始產生了離開新加坡的念頭。有一天，在開局務會議的時候，助理進來告知有國際長途電話，要不要接？我到辦公室去，接到中山大學趙金祈校長的電話，和我聊了一陣子，遊說我到台灣工作。當時擔任中山大學資管系主任的宋鎧教授就坐在趙校長旁邊。我因為前一年冬天應邀到台灣演講，有機會拐到高雄，在中山資管系、以及在高雄的資訊月各演講一場，而和宋教授有一手的接觸。宋鎧當時積極的延攬師資，就想到要把我「騙」到台灣。在趙校長的誠意之下，又經過一些接觸，就在半推半就之下，我在1987年二月到了中山資管，擔任客座副教授。

我到中山資管的時候，中山資管才成立不久，第一屆的學生還在念三下。

資管等於 computer science 加經濟、會計？

這一輩子第一次到中央大學，是我在中山的第一年春天，應邀參加在中央資管系（比中山資管晚一年成立）主辦的全國資訊管理教育研討會。第一次到中央，就對當時的校園產生非常好的印象，尤其是前一晚在中大校園中，體驗那種松林中大霧的畫中感覺，埋下了我後來到中央任教的伏筆。

當時，國內的資管系才成立不久，只有六個學校有資管系。很多其他學校都在申請成立資管系。當時擔任教育部顧問室主任的台大電機系郭德盛教授就請當時中央的曾黎明教授（同時擔任中大電算中心主任、電機系主任、資電所所長、資管系主任）來針對資管系的定位進行探討。當時，國內資工、資科、資管、管科等系的很多主管都應邀參加。

當時，一個重要的意見是清華大學陳文村教授提出的，說是根本就不需要有資管系：只要computer science（資工、資科）的學生，修兩門經濟和會計，就比資管好了。這種意見是當時資工系老師們的主流意見，完全忽視了「資訊科技的商管應用」的重要性。這個看法，對往後幾年各校資管系所的設立有相當大的負面影響。

當時會中爭辯的激烈狀況，直到現在我都還沒再遇到過。會後，宋鎧、交大管科的毛治國和我一起，和陳文村等人還打了一陣筆仗。現在回想起來，在沒有 Internet 的年代打筆仗，真是不可思議：要把寫好的文章（手寫的），影印多份，分別寄給可能相關的人士。當時，因為我們的意見很多，導致有「中山學派」之說。

宋鎧在我到中山的第二年，就被延攬到中央擔任管理學院院長，我也莫名其妙地擔任了中山大學的資管系主任，也被硬是被拉到中央兼差。同一年，趙校長也離開了學校，到教育部擔任政次。繼任的校長對當時趙校長的所有承諾都一概不予承認，落實了我是被「騙」回來的開玩笑說法。因此，我在第二年離開中山，很自然的到中央落腳，也擔任當時的系主任。我給當時中央余校長開的唯一條件，就是要住在校園中，讓我的兩個小孩在長大過程中，能享受五十公頃的後院。我的大兒子在次年進入小學。

修訂教育部的部定必修課

由於當時資管系所處的環境非常惡劣，我多次和宋鎧教授聯袂到教育部高教司、教育部顧問室、國科會人文處等地「兜售」資訊管理的觀念。我們也很費力的邀請了 Gordon Davis, Daniel Couger 等外籍教授來助陣，壯大聲勢。

我們也在各種場合對當時很多資管教育的問題提出看法。其中最嚴重的問題是全國資管系的教育部「部定必修」課程。當時的部定必修，是在1982年輔仁大學成立資管系時，教育部訂定的。1982年教育部沒有人知道資管是搞什麼的，因此，基本上是把資工的課搬過來，加上三門課：會計、統計、經濟。其中，有數值分析、系統程式、組合語言、Fortran 等課程，皆為必修。至於 PC 和網路的應用，在制訂部定必修時還是大型主機的天下，完全沒有涵蓋。

1989年，教育部要整體檢討全國各系部定必修課程，就找上我這個很吵鬧、聲音很多的人來擔任資管系課程的召集人。因此直到 1990年，全國的資管系才有一個比較像樣的課程結構。不過，舊的部定必修要到 1993 年畢業的同學才結束適用。在此之前，缺乏了「資訊科技商管應用」的中心思想，課程其實很不理想，導致學生會有很大的困惑：電腦學的沒資工的多，商管課程沒企管的多，競爭力在哪裡？另外，當時中央資管是全國資管系唯一從高中自然組招生的學校，早幾屆的學生還會鬧情緒：為什麼沒物理課？還好，這些都慢慢地被說服了。

部定必修，影響了各校共通的核心課程。但各校在其他校定必修和選修方面，還是有相當的空間。我在擔任系主任的前三年，花了很多力氣去調整課程結構。我來中央資管之前，前三年換了三位兼任的系主任：首先是中研院經濟所的許松根教授、跟著換電機系曾黎明主任兼任、再來換管院宋鎧院長兼任。前面的課程基本上並不理想。但是，已經成立三年的系，開始有了一些包袱。調整課程結構的主要力氣是花在和老師們溝通：私下溝通、在系務會議溝通。這佔據了絕大部分的時間。我記得當時好幾次系務會議都從早上九點鐘開到下午四五點鐘！最後的妥協結果，雖然不是最理想的，但也還算對得起學生。現在回想起來，都是因為年輕，還堅持一些想法，現在年紀大了，如果再來一次，可能就從眾了。

課程設計基本上是一個典型的作業研究難題：要在有限的資源下，做最有效的資源分配。最主要的資源限制是學生在有限的時間中所能修習的總學分數，以及老師開課的總時數。基本上，加開一門必修課，就要排擠掉另一門課。每一門課，其實都有他的價值，只是，他和我們希望教育學生、給學生提供的附加價值的相關性高低不同。該處理的事，首先就是訂定目標：希望學生在這裡獲得什麼附加價值？這一點就可以討論很久很久了。其次，和價值的相關性就更主觀了。但是，只要抱持「資訊科技商管應用」的主軸，總是能有一個「相對比較好」的組合，也能夠說服老師們。接下來，中大是一個以理學院為主的學校，理學院老師們基本上兩學期開三門課。要調整課程，除了要能說服資管系老師們承擔更重的教學負擔，也要說服學校我們不是在混超支鐘點費！

有一次在一個跨校的場合討論課程設計，有一位主要資管系的主任說：「老范，你說的對學生有更高的價值，我都同意。但要老師們多上課，我們做不到」。這點，我們能做到，都感謝老師們的無私奉獻。當時奠定下的基礎，後來隨著科技進步，一直持續在修訂，但主軸都一直沒有改變。

在擔任主任和所長的五年當中，除了課程之外，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延攬師資。這項工作，可以很輕鬆的守株待兔，也可以很費勁。我記得當時還到美國走了一趟，和好多位當時還在美國念 MIS 的準博士進行遊說。其中，季延平教授就是這樣回來的。當時談的人很多，也有好多在學校教評會通過，但很多都不願意離開美國。林熙禎、郭鴻志、季延平、周惠文、范懿文、何靖遠、陳稼興、王存國、林子銘、李小梅等老師，都是在這期間加入我們陣容的。

資管研究所：學生找得到事嗎？

我在離開中山資管之前，就規劃了中山資管的碩士班，但我提出的申請沒通過。首先是當時對資管的氣氛不佳。其次，教育部高教司在接受新設系所申請時，都需要送給相關的資深教授審查。資管學界缺乏資深教授，很高的機會被送到資工系教授手中，通過機會實在非常低。

我在到中央資管時，第一屆學生已經是四年級了。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申請成立中央資管碩士班。那一年，中山和交大的資管所運氣好通過了。我們沒通過，審查意見是說：資管碩士，什麼都不會，能找得到事嗎？我當時氣得差點去找人打架！第二年才運氣好，遇到支持資管理念的審查人，總算通過了。

在課程規劃方面，我也想說說我的理念。在工學院畢業的博士們，通常會認為到碩士班，就跟老師做特定研究好了。由於台灣管理學院各系，尤其是資管系多數老師可能都是理工博士背景的，就會認為這樣子就好了。但是，遇到招生的時候，又會延續商管學院一貫的作法：招收各種背景的學生。這形成了一種嚴重的矛盾。

我們來看為何商管學院都會招收各種背景的學生。這是美國的作法。美國有幾個學院：法律、管理、圖書館等，都是歸為 Professional School。他們希望招收不同背景的學生，以便在學習過程之中能產生綜效。因此，這些學院的入學考試都只考語文能力和邏輯思考能力，而不考專業科目。商管學院考 GMAT (Graduate Management Admission Test)，法律學院考 LSAT (Law School Admission Test)，都在落實這種精神。這些背景不同的人，到學校來，經過一個學程的磨練，出去之後，需要有一個 “common core of knowledge”。因此，美國的法律學院、商管學院的碩士，都有很多必修課，來達成共同核心知識。美國的理工學院，通常招收原來本行的人，進來之後馬上就分流，深入探討特定的議題。因此，會在乎專業背景，考試也是考 GRE Advanced。

台灣的管理學院，入學考試都在考大一大二的科目，主要就在招收不同源流的學生；而理工學院大部分都分組考試，考的是大三大四的專業科目。基本上，在招生行為上是和美國一致的。但是，很多商管碩士班，雖然採用美國商管學院的招生方式，但採取了美國理工學院的教育方式：進來之後沒有必修，修了最低學分，寫個論文就畢業了。如果老師們都是資管博士，那還情有可原，但大多是資管所的老師們的背景都是其他領域的。很多大學非資管系的學生，可能連資管是什麼都不會，就掛個資管碩士畢業了！我曾經請過一個銀行經理來系上演講，正好是我在中山資管第一屆的學生。他問我：「老師，為什麼現在資管系的學生什麼都不會？」我吃了一驚，問他為何有這種感覺？他說：「我上個月聘了兩個某國立大學資管所的碩士，結果，他們不但不會做系統開發，連系統分析、資料庫設計的基本名詞都沒聽過。」我問他有沒有看他們的成績單，看看修過哪些課？他說：「他們是資管所畢業的啊！還要看成績單嗎？」

我們的碩士班，有過植病系、生物系、航海系、護理系、造船系的學生。這不出奇啊，我們的設計就是這樣子的啊。但是，他們進來之後，給他們什麼增值呢？就多了一本論文嗎？他們很顯然是要進入就業市場的，那就業市場對資管碩士的期望是什麼？我在創系之初，就不希望看到上面的這種情況發生，因此，在課程設計上，就考慮到我們的學生需要有什麼 “common core of knowledge”。因此，中央資管所的碩士班，課程需求是全國最重的。當然，歷經改變，最後妥協為管理和科技兩組，但是，連我們的科技組的課程，也比其他號稱著重管理的政大和中山來得多。這當然是經過了更多的努力和更多的說服。很遺憾的是，有少數同學抱怨，覺得我們要收他們更多的學分費！我有相當自信的認為，無論那個系畢業的學生，從中央資管所出得去，就有開發系統的基本能力。

博士班：講講故事？

後來，成立博士班也是歷經波折。最理想的是在第一屆碩士班學生畢業的時候，就能有機會進入博士班。但是，我們第一次申請，結果和大家（中山、交大）一樣沒能通過。其中有委員的意見是：讓學生講講故事，就叫做研究嗎？充滿了學術界狹隘的偏見和自我意識。第二年才算通過了。

我對博士班的看法還是一樣的，希望中央資管博士班能夠對他們未來的生涯發展有加值。我對學生的說法是，「首先，你是博士；其次，你是管理博士；最後，你才是資訊管理博士。」

因此，從中央資管畢業的博士要能做研究，能發表。其次，他們要能談管理議題，這是由於管理課題都是攪在一起的，沒有分得好好的資管問題，他要有能力分辨出問題所在。最後，無論他的論文題目是什麼，他對整個資管領域要有整體的認識。我們的領域，科技不斷的進步，應用不斷的提升，資訊科技應用上的管理課題也千變萬化，需要有全盤認識才能應付未來的變動。

也就是這幾個要求，使得中央資管博士班的「惡名」昭彰：我們很操，給學生要求，我們會當人，我們的學分比別人多，我們的資格考要人命…。但是，我覺得我們的要求其實沒有我當年在UCLA念管理博士時來得多。我秉持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的想法：現在沒有把基礎打好，畢業以後就很難再更深入了。最後算起帳來，畢業的人遠比沒畢業的多啊！

在職專班

碩士在職專班成立的時候，林子銘教授在當所長，請我規劃課程。很多學校的碩士在職專班，採取和正規碩士一樣的課程。但是，我們的學生，平均有八年以上的就業經驗，至少都已經是一線或二線的主管了。我們希望提供的加值，主要是在他們下一個工作所需要的知識和能力。為了在有限的學分數中，提供最好的加值，我們把課程設計成一個 MBA 課程，所有的管理課程都要修。我們也想了市場：我們要收中壢桃園地區的學生，還是北台灣的學生，還是全國的學生。為了克服地理偏遠的障礙，和其他學校一樣，把課放在每天晚上，會使得多數桃園縣以外的潛在學生因交通問題而卻步。我們也因此把課都放在週五晚上和週六全天。後來，證明我們的想法是對的，不說台北了，我們甚至還收到台南、台東的學生！

感想

有一次，在某學校評鑑的時候，談到什麼叫做系所發展「特色」？有一位教授就說，如果你把一個系的課程攤出來，把校名蓋掉，還看得出是哪一個學校，就是特色。中央資管，無論是大學部、碩士班、碩士專班、乃至於博士班的課程，蓋掉校名，看不看得出來？我想答案是非常肯定的。當然，看得出來，萬一很爛，也不行啊！

十年前，天下雜誌進行系所的聲望調查，把中央資管碩士班排在第一；接下來的遠見雜誌把我們的大學部排在第一。可惜，天下和遠見都不做排名了。美國也有一項針對學術研究成果的分析報告，把全球學校資管研究成果前50名列出來，中央資管名列第50名，是全國唯一入榜的。回頭來看，這些算是對中央資管的一種肯定，我身在其中，也貢獻了一些，深覺與有榮焉！

真正看起來，能排到第一，這是很難得的。論全國大學整體排名，台大當然在我們之前。論商管學院，政大當然在我們之前。論電腦相關，講到資訊 xx 的，交大當然是第一。前面的努力，可以說是 up hill battle。老師們的容忍和表現，以及畢業校友們的表現，都使得我們能逆勢而上。謝謝大家。

同時，我在離開美國時的想法：要在五十歲時，還要和兩個兒子有類似的價值觀、能有效的溝通這一點，我的確也做到了。在中央資管二十年，往下能做什麼，這倒是在滿二十年的現在，值得再想想的。

From:http://140.115.80.33/imncu/080722fan.htm